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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杖村医”坚守乡村40载 不收一分出诊费

  傍晚时分,在房山区城关街道东瓜地村,暮雨将至,街边的门市早早关了门。唯独村卫生室的小院里还亮着灯,石志利正在里面为病人问诊。

  石志利,是一位“拐杖村医”,在东瓜地村周边无人不知。这位57岁的乡村医生,因患有小儿麻痹后遗症,双腿行动不便,要依靠拐杖才能行走。40年来,他坚守乡村,为病人上门看诊风雨无阻,且不收一分出诊费,只为了报答父老乡亲的一份恩情。

  不收诊费显仁心

  村卫生室的面积不大,一间用于存放药品,一间做诊疗室。诊疗室的陈设也十分简单,一张诊台,几把椅子。石志利坐在诊台前,正在为一名老人号脉。

  65岁的患者徐大妈,这几天胃疼肚胀,膝关节也疼。石志利为她号过脉,看了舌苔后说,“您是内热火大、肝气不舒。这几天下雨天凉,注意别贪凉,少碰凉水。”因为知道老人的耳朵背,石志利和徐大妈说话时,身体向前探着,用手拢在嘴边,和她聊着病情。说罢,石志利开好药方,从凳子上缓慢站起。他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撑着桌角和门框,一步一蹭地挪到隔壁药房,为病人拿药。然后,在药盒上写清用药说明,再和病人嘱咐一遍。号脉、问诊、开方、取药……他全都自己来。

  开了一周的药,徐大妈只花了20多元。“石大夫只收药费,不管是坐诊还是出诊,从来不收一分诊费。找他看病看了几十年了,现在住得远了,还是习惯来找他看病。”徐大妈说。

  为病人看病却不收诊费,石志利靠什么养家糊口?石志利坦言,他的这份工作收入微薄,对绝大多数患者,他一般会将药费控制在20元左右。按照政策,乡村医生出诊可以收取诊疗费,可他40年来一分诊疗费都没收过。“我当医生不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报恩,要让乡亲们花最少的钱就能看好病。”

  回乡行医为报恩

  从小生活在东瓜地村的老石,对当地村民求医问药的困难深有体会。1964年,年仅两岁的石志利高烧不退,浑身疼痛。母亲背起他就往诊所跑。那时,村里没有卫生室,要看病只能步行去几十里外的诊所。石志利患的是脊髓灰质炎,家里为他治病花光了积蓄。可惜的是,石志利却因这场病落下了双腿残疾。

  1978年,高中毕业的石志利因家庭经济困难,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父亲在小学教书,母亲务农,一天只能挣两三毛钱,家里还有3个弟弟妹妹。“我这个身体状况,干不了农活儿,帮不上家里的忙。”16岁的石志利感到万分苦闷和无助。

  一筹莫展之际,村里决定送石志利去上卫校。上卫校,除了学费,还需要住宿费和伙食费,这对于石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家里根本拿不出来。于是,乡亲们主动出资,你一块我两块,凑了几十块钱,交给了石志利,让他能去学医。“老书记把乡亲们凑的钱交到我手里时,他说‘娃啊!你要好好念书,把医学好了,给村里人看病。’这句嘱托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在卫校的那段日子,石志利省吃俭用、勤奋刻苦,最终以优秀学员的身份拿到了从业资格证。回到东瓜地村,成为了一名乡村医生。

  40年来,村卫生室的其他村医或因年岁大退休了,或是另谋高就了,只有石志利坚守在这里。他一边工作,一边不断学习,医术日益精湛。口口相传,来找石志利看病的,除了本村的村民,还有很多周边乡镇慕名而来的人。小小的村卫生室,一天要接待三四十位病人。

  为村民健康待命

  送走了当天的最后一位病人,石志利将听诊器、血压计和一些常用的急救药品装进药箱,拄起身旁的拐杖,走向门口的三轮电瓶车,准备回家。其实就算是下班后,石志利也是24小时待命状态,谁家有人突发疾病,只要一个电话打给他,他就背起药箱上门看诊。

  一次,有人半夜突发心梗,接到电话后的石志利摸黑去病人家诊治。由于走得太急,脚下一滑,跌倒在地。但他仍强忍疼痛,爬起来赶到病人家。以最快的时间将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给病人服下,将病人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

  “以前没有电瓶车,出诊都是靠走。”老石说,要是碰上雨天或夜晚,就是不小的考验。他右手拄拐,左手打伞,还要拿手电筒照路。这时,肩上的药箱就显得特别沉重,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可即便出诊再困难,石志利从没误过给乡亲们看病。

  这些年,石志利已经记不清自己收到过多少面病人送来的锦旗,他从未将这些锦旗挂上墙,“这些都是虚的,只有实实在在为百姓服务,治好病才最重要。”因为医术医德出众,曾经有大医院上门请贤,但都被石志利婉言谢绝了,“我只愿意守在村民身边,用自己微薄的力量为他们解除病痛,报答他们的恩情。只要身体状况允许,我会一直这样干下去。”

  本报记者 褚英硕 文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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