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一种特色的“权钱交易”文化

　　导读：智库表面“客观”、“中立”，实际却接受企业界的资助，然后替他们说话，甚至有很多智库学者一身多任。

　　智库到底是“没有学生的大学”，还是拿钱办事的说客？这里我们暂时难以给出确定的答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智库和企业都有内在的动力进行利益交换：智库本身不事生产，必须解决“钱从哪来”的问题，而通过贩卖观点把自己“中立/独立”、“客观”的名声变现显然是一条捷径；对企业来说，给智库的资助、捐款一般不过几万、几十万、上百万美元，但一旦对方成功地帮助自己影响华盛顿的政策制定，得到的收益往往高达几亿、几十亿美元，收益远远超过成本。

　　对美国政治生态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大大小小智库的兴盛是美国政治独特的景观。长期以来，智库自诩“没有学生的大学”（universitieswithoutstudents），标榜自己的“独立/中立”、“客观”等等。这种清白高洁的公众形象与那些拿钱办事、满身铜臭味、缺乏立场和原则的说客（lobbyists）形成鲜明的对比。由此，智库在美国的公共政策辩论中发挥了巨大影响力。

　　然而，《纽约时报》于8月7号和8月8号先后刊登了两篇报道：《智库是如何放大企业界影响力的》（HowThinkTanksAmplifyCorporateAmericasInfluence）与《智库学者还是公司顾问？看情况》（ThinkTankScholarorCorporateConsultant?ItDependsontheDay），揭露智库表面“客观”、“中立”，实际却接受企业界的资助，然后替他们说话，甚至有很多智库学者一身多任，既享受智库学者“客观”、“中立”的美名，同时又是职业说客或者在关联企业担任职务。其中就包括美国最负盛名的智库之一：布鲁金斯学会（TheBrookingsInstitution）。这无疑彻底颠覆了智库的公众形象。

　　智库不过是拿钱办事的说客？

　　在其报道中，《纽约时报》挖掘了布鲁金斯和若干其他智库与多家企业之间的利益交换关系。根据报道，这种利益交换关系的基本方式之一，就是企业给智库捐款，智库则发布符合企业利益需要的报告、研究。《纽约时报》文章称，有些研究者尚在写作过程中就会与捐赠人（即便只是潜在捐赠人）预先讨论研究结论，研究初稿也会与捐赠人共享，以便根据他们的意见形成最终报告。然后企业就可以拿着这些研究去游说政策制定者，证明自己的诉求并不是出于一己私利，而有着客观依据。另外，得到企业资助的智库学者也经常向国会提供有利于企业利益的证词。而且，企业给智库的捐款通常冠以慈善捐赠的名义，因此能获得免税待遇。例如，自2010年以来，房地产商莱纳（Lennar）公司生产屋顶太阳能系统的分部SunStreetEnergy已经给布鲁金斯累计捐款40万美元，于是布鲁金斯就发布了一份关于屋顶太阳能产业的研究报告。

　　又比如，联邦快递与一家专门研究国际关系的智库“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Council）合作于2014年底发布了一份支持国际自由贸易的报告，这份报告的结论与联邦快递在国会极力兜售的论点如出一辙，包括削减跨大西洋关税与增加免税货物。原因很简单，自由贸易会增加联邦快递的业务量。联邦快递的执行副总裁拉杰什苏布拉马尼亚姆（RajeshSubramaniam）出席了在该智库华盛顿总部举行的庆祝报告发布的活动。作为关键的支持者，众议员埃里克保尔森（ErikPaulsen）也出席了这次活动。而据该智库主席弗雷德里克肯普（FrederickKempe）所说，联邦快递为这份报告捐赠了2万美元。

　　第二种典型方式，就是企业给智库捐钱，然后智库创立项目，帮助企业宣传造势，或者组织会议，邀请相关政府部门的官员来参加会议，这样企业就可以直接与相关政府官员接触了。

　　例如，2004年，布鲁金斯创立了“都市政策项目”（MetropolitanPolicyProgram），旨在刺激城市的经济增长。《纽约时报》认为，从一开始，这个项目就混合了各方势力关于城市问题的看法，包括公司、非营利组织、政府官员。流向这个项目的捐款飞速增加，从2005年的430万美元激增到2013年的1250万美元，占布鲁金斯当年全部项目开支的将近20%。

　　2010年7月，布鲁金斯为该项目最大的捐赠人莱纳公司建立了“都市领导力理事会”（MetropolitanLeadershipCouncil），莱纳公司加入该理事会。当时，莱纳公司正试图开发旧金山的猎人角并四处寻找投资人，但面临该地区居民和联邦环境保护署的反对。布鲁金斯随后就称莱纳公司的项目是全美三项“最具革新意义的投资”之一。其备忘录显示，布鲁金斯希望获得莱纳公司2014年的5万美元捐赠，于是准备“使用我们的号召力、研究专长、关系网络和创新实践的知识，帮助推动莱纳项目的最终成功”，并“通过全国和地方媒体报道为旧金山项目提供公共论证”。

　　日立是布鲁金斯“都市”项目的另一个大金主。布鲁金斯文件显示，日立公司在过去10年里一共给布鲁金斯捐赠了180万美元。作为回报，布鲁金斯为日立组织过有奥巴马政府高级官员参加的公共活动，以便日立高管向奥巴马政府推销他们的产品。而在过去6个月内，布鲁金斯就与日立水务、交通运输、数据业务等部门的高管举办了9场会议，以便他们充分说明和推销日立的“智能城市”（SmartCity）概念。

　　又比如，通用电气希望资助关于铁路网和清洁能源的研究，这两块都是它的核心业务，于是布鲁金斯就为通用电气安排了一场有白宫和国会官员参加的会议。全球投资公司K.K.R.给布鲁金斯捐了45万美元，其中部分资金是对布鲁金斯为K.K.R.组织其高管与费城和底特律当地的社区领袖会见的报酬，因为这家公司计划在当地投资房地产项目。此外，布鲁金斯还应该公司经理的请求，在该公司官网上发布了一篇报告，为其在新泽西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背书。

　　企业与智库之间利益输送的第三种典型方式，就是相互之间的交叉任职或曰“旋转门”。《纽约时报》考察了75个智库，发现很多智库学者同时还是注册说客（registeredlobbyists）、公司董事会成员或者外部顾问，却只零星披露自己的“双重角色”。也有很多智库乐意聘请说客、前政府官员为“非驻所学者”（nonresidentscholar）。

　　例如，小斯图尔特沃德里（C.StewartVerderyJr.）是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前高级官员，现在则是华盛顿最有名的智库之一“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theCenterforStrategicandInternationalStudies）的高级研究员（seniorassociate）。去年12月，他主持了一个C-Span频道公开直播的专家小组会议，讨论一项由美国政府机构在国外机场进行边境检查以加强边境管理的联邦计划。在这次会议上，沃德里介绍了加拿大大多伦多机场管理局主任霍华德恩格（HowardEng）发言。

　　据《纽约时报》报道，沃德里和恩格之间就存在典型的利益输送关系。沃德里除了担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自己也开了一家游说公司“纪念碑政策小组”（theMonumentPolicyGroup），而恩格的机场管理局就是这家游说公司的客户。多伦多机场方面希望美国方面增加人员和设备，避免入境检查不时带来的瓶颈问题，加快通关程序。光去年，他们一共就付了13万美元给沃德里的游说公司，请他们影响奥巴马政府和国会的边境检查政策。当问及一个智库学者利用智库会议为自己的客户服务是否合适时，沃德里觉得这很常见。

　　虽然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并不给沃德里发薪水，但他还是从这个头衔得到很多好处，因为客户喜欢由“学者”作出的研究。这也是为什么像沃德里之类的顾问、说客都削尖了脑袋想得到一个智库学者的头衔。据《纽约时报》统计，截止去年年底，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官网列出的学者中，有70名不付薪高级顾问和研究员（unpaidsenioradvisersandassociates）同时具有外部顾问职位，另外有7名高级顾问和研究员在过去5年供职于中心的同时，还是注册说客（registeredcorporatelobbyists）。

　　布鲁金斯的反击

　　对此，布鲁金斯学会三天之后就在其官网上以学会主席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Talbott）的名义发布了一篇文章《纽约时报的指责与我们的回应》（NewYorkTimesallegationsandourresponse），摘出《纽约时报》文章中一些指名道姓针对布鲁金斯的片段并逐一作出15点回应。

　　根据笔者不甚精确的初步归纳，布鲁金斯的15点回应大致可以归为三类。

　　第一类是指出《纽约时报》报道的事实错误或者否认《纽约时报》报道的指责，大致包括第三、第五、第六、第七、第十、第十二、第十三点。

　　譬如，《纽约时报》说布鲁金斯聘请莱纳公司主管旧金山开发项目的科菲邦纳（KofiBonner）为“高级研究员”（seniorfellow），但实际上布鲁金斯只聘请他为“非驻所高级研究员”（Non-ResidentSeniorFellow），这是非全职职位，而且只聘请了一年。

　　又如，《纽约时报》在声称智库经常为自己的金主进行品牌营销活动时，举了布鲁金斯和摩根大通（JPMorganChase）的例子。布鲁金斯回应称，布鲁金斯禁止在自己举办的会议上使用公司标志，目的就是为了避免给人造成为自己捐赠人进行营销的印象。《纽约时报》报道里提到的标志，是专门为“全球城市行动”（GlobalCitiesInitiative）设计的logo，这是GCI活动中使用的唯一logo，而不是摩根大通公司的标志。

　　再如，《纽约时报》说布鲁金斯的城市政策项目（MetropolitanPolicyProgram）从莱纳公司的分部SunStreetEnergy获得过捐赠，作为交换，布鲁金斯发布了有利于其屋顶太阳能产品的报告。布鲁金斯回应称，布鲁金斯该项目从来没有获得过SunStreetEnergy的捐赠；这家公司给布鲁金斯的唯一一笔捐赠是2016年1月资助“治理研究”项目（theGovernanceStudiesprogram）的5万美元，而布鲁金斯研究屋顶太阳能系统的学者与SunStreetEnergy没有任何关系，甚至不知道它在资助布鲁金斯的项目。

　　第二类是批评纽约时报的报道选择性陈述（cherry-pick），甚至误读、歪曲，大致包括第二、第四、第十一、第十二、第十四点。

　　例如，《纽约时报》报道援引两名律师的观点认为，布鲁金斯可能存在税收不当行为，因为很多企业给布鲁金斯的捐赠都得到税收减免待遇，但前提是智库的研究工作致力于公共利益，可布鲁金斯却为企业谋私利。布鲁金斯回应称，布鲁金斯聘请了一个顶尖税法专家道格拉斯瓦利（DouglasVarley）来核查自己的财务，《纽约时报》说他是“我们的律师”（oneofourlawyers），却不提他是一位先前与布鲁金斯没有任何关系的外部专家，而布鲁金斯在《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曾反复向对方强调这一点。而且，布鲁金斯之前已经给纽约时报的记者提供了充足的资料，可他们故意选择性引用瓦利的观点，而略去另一些，也不采访瓦利。布鲁金斯猜测，大概是因为如果引用那些观点，就会打消他们所说的“疑问”吧。

　　又如，《纽约时报》认为，根据布鲁金斯的数百份内部文件给摩根大通的情况报告（statusreports）、准备与银行经理会晤的内部报告、请求捐款的正式文件都显示，布鲁金斯的“全球城市行动”项目是为摩根大通进行品牌营销的活动。布鲁金斯回应道，《纽约时报》记者从内部工作文件的草稿里摘取了一些句子，给人造成一种误导性的印象，而这些文件草稿只体现了工作早期头脑风暴阶段的想法。事实上，为确保GCI项目的独立性，布鲁金斯制定了严格的规章政策，比如除说明摩根大通提供资助以外，禁止GCI广告里使用摩根大通的标志；布鲁金斯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自己的研究时，不得引用摩根大通员工或代表的话。

　　第三类是表明布鲁金斯实行严格的监管政策，自己的各个项目、研究以及人事任命都符合规则、符合法律，自己的学者和研究都是独立、客观的，大致包括第一、第六、第八、第九、第十五点。

　　例如，《纽约时报》报道暗示布鲁金斯聘请科菲邦纳是为了得到莱纳公司的资助。但布鲁金斯回应称，布鲁金斯的研究项目经常聘请的外部专家来担任非驻所职位，是看重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以及对某一研究领域的持续参与。科菲邦纳是一位全国知名的开发商，他拥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城市规划和开发硕士学位与在奥克兰和旧金山市政府担任高级官员的经历，完全具备担任布鲁金斯非驻所学者的资格。而且，《纽约时报》记者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证明邦纳利用他在布鲁金斯的职位促进莱纳公司的利益。

　　当然，布鲁金斯也意识到，这些非驻所属员（non-residentaffiliates）可能参与别处的有偿活动，而这会危及布鲁金斯的独立性标准。有鉴于此，布鲁金斯建立了利益冲突委员会（ConflictsofInterestCommittee）并在2015年底颁布了附加规则规制非驻所属员的活动或者要求公开信息，以避免利益冲突或者利益冲突的表象。

　　布鲁金斯的反应速度至少说明他们对《纽约时报》报道的分量是心知肚明的。用彼得森研究所（thePetersonInstitute）主席亚当博森（AdamS.Posen）的话说，“我们的名誉建立在我们的可信度（credibility）基础上，如果不被大家视为可信和客观，我们的研究就会被扔进垃圾堆。”

　　那么，智库到底是“没有学生的大学”，还是拿钱办事的说客？

　　限于信息，我们暂时难以给出确定的答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智库和企业都有内在的动力进行利益交换：智库本身不事生产，必须解决“钱从哪来”的问题，而通过贩卖观点把自己“中立/独立”、“客观”的名声变现显然是一条捷径；对企业来说，给智库的资助、捐款一般不过几万、几十万、上百万美元，但一旦对方成功地帮助自己影响华盛顿的政策制定，得到的收益往往高达几亿、几十亿美元，收益远远超过成本。

　　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特定的一两家智库纯洁无暇是完全有可能的，但一旦样本量足够大，有一部分，甚至相当一部分智库不那么干净，是大概率事件。毕竟，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大概算有美国特色的“权钱交易”文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