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沟通魔咒的聋人教授：向往聋人和听人无障碍沟通

郑璇在为研究生教手语。

　　对郑璇来说，世界格外安静：没有泉的叮咚，没有松的吟唱，没有热恋青年在夕阳下的喃喃细语。

　　除非，在她右耳旁发生一起爆炸，或者，全力在她左耳旁按汽车的高音喇叭，才足以让她的鼓膜感受到丝毫震动。

　　幸运的是，佩戴最先进、最昂贵的助听器，在安静的环境下，她能捕捉到大多数美妙的声响。即便如此，她看得见“风不鸣条花著露”，却听不见“一湖春月万蛙声”……

　　这点幸运，加上父母在她身上倾注的全部的爱与责任，连同从不服输的韧劲儿，让她打破了聋人被施加的“沟通魔咒”，成为中国自主培养的聋人博士，也是全球华人中第一位语言学专业的聋人博士。

　　在这个星球上，同时精通汉语、英语、中国手语、美国手语的人凤毛麟角，而她就是其中之一。

　　即便是听人，38岁成为教授也殊为不易，但聋人郑璇做到了。北京残奥会火炬手、全国自强模范、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这些荣誉让她成为聋人圈子中的“网红”。

　　铺天盖地的报道，让她被公众神化为“康复明星”，但身处特殊教育圈的她却深知，自己的成功背后有太多因素，难以简单复制。

　　“会说话当然好，能念硕士博士当然好。但最重要的是，聋人需要有尊严地、快乐地活着。”她说，“如果说成功是终点，那么，通向成功的道路有千千万万条。并不是只有我才算‘成功’。”

　　和听人相比，聋人的世界充满更多艰辛。在辅助技术尚无法解决他们全部需求的当下，聋人内部还存在着“口语者”和“手语者”的鸿沟。“但无论哪个群体，他们的眼睛都是明亮的，他们能用心感受蕴含在细节中的友善、爱与关怀。”她说，“我希望成为听人和聋人的桥梁，以及聋人内部的‘口语者’和‘手语者’的桥梁。”

　　“我期盼着一个没有偏见、没有歧视的世界，它可以没有声音，但有温暖。我期望向大家证明，除了听，我们聋人是真的什么都能做。”

　　这是她获评“全国最美教师”后，在央视舞台上的感言。

　　郑璇的听力是在两岁半时被剥夺的。因过量使用了一种叫卡那霉素的抗生素，她的双耳听力损失程度分别为100分贝和120分贝，一个所有医生看了都会摇头的数字。

　　万幸的是，她有不服输的父母。他们学历普通，却有异乎寻常的坚持，“一定要让璇璇像别的孩子一样！”

　　他们在没有任何专业人士指导的情况下，开始家庭口语康复训练。他们紧紧抓住郑璇仅有的一点儿高频残余听力，最大限度地保存和开发她的听说技能。

　　“父母从a、o、e开始教我说话发音，天天练习，从不间断。”她回忆说：“大人总是一天到晚在我耳边大声喊，吐出的气流喷到脸上，让我感觉非常不舒服。有时候我就故意声音忽大忽小，和他们对着干……”

　　爱改变了一切。她的父母从不外出喝酒、逛街、打麻将，社交也减至最低，坚持陪伴她的每一步成长。郑璇一进入小学就被要求写日记，父亲夜夜批改，10年不辍。

　　她甚至在6岁就看完了《西游记》的原著，三年级就开始发表作文，在网络文学风行的年代，她的电子书登上了“榕树下”网站的首页。

　　就这样，她有一颗柔软的心，一张能表达情感的嘴，一支能记录喜怒哀乐的笔……

　　对聋人来说，一生中真正的对手，是孤独。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与孤独和解，决定了聋人的幸福指数。

　　在普通学校念书，让郑璇拥有了同龄听人的学业水平，却留下许多伤心的记忆。“我和他们不一样”的感觉让她无比沮丧。

　　更多的时光片段强化了这种沮丧感：她因为听不清老师的话，曾被幼儿园劝退；初中时，她是调皮男生固定的欺负对象；高中期间，她被同学们认为反应迟缓沟通不畅，一学期换过3次同桌；念大学时，知名教授在阶梯教室讲课，几百人听得津津有味，只有她不知所云……

　　但郑璇没有沉沦，她寻找机会，调整心态，极力适应这个并不友好的环境。

　　高中班主任陶筱琳深得郑璇的喜欢和信任，她的很多心里话都会和陶老师说，甚至连日记本也主动给她看。有一次，老师在评语中写道：你就像一朵纯白的花，正在慢慢舒展开每一片花瓣。诗意的文字让年轻的郑璇备受鼓舞。

　　类似的更多温暖给了她力量。在与“一生之敌”的对峙中，她赢了：她考上了武汉大学国家人文科学实验班，高考语文150分的总分得了130分，大二时在放弃听力测试的情况下顺利通过英语四、六级考试。

　　她被保送到武汉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读研究生，在此期间，她发现语言沟通问题是聋人所有障碍的源头。“直觉告诉我，手语是一个更让我觉得自如和亲切的世界，我想要去寻找我的同类人”。

　　当时，复旦大学龚群虎是中国唯一一名研究手语的语言学家，也是把西方的手语语言学理论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经过一年多的准备，2005年，郑璇考博成功，进入复旦，成为龚教授的学生，攻读手语语言学方向。

　　在这里，她获得了学校最高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