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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退潮,消费涨潮

高瑞东/文

一、中国已经迈过了消费U型曲线的拐点

学界认为(钱纳里(1975),Dekle(2001),Branson(1998),徐建龙(2014))消费占GDP比重会呈现“U”形变化趋势,该比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两个阶段。在经济发展的前期,通常也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前期,投资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处于下降阶段;后期,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提升,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消费占GDP比重提高。

我们认为,消费率走出“U型曲线”,背后也同样受到了人口因素的驱动,日本就是最典型例证。中国已经迈过“U型曲线”的临界点,未来消费率将进入上升通道。一方面,中国劳动力拐点已经出现,城镇化率也在2020年达到64%,进入中后期发展阶段,房地产和基建等传统投资的空间和规模有限。另一方面,居民收入不断提升,201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居民消费观念也逐步从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变,医疗、餐饮、医美、家政、旅游等服务需求持续释放。向前看,居民消费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作用将逐步加大,消费率也将进入上升通道。

不过,考虑到中国与日本面临了不同的全球人口环境,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发展路径不同,中国消费率提升的速度可能会慢于日本,甚至出现波动。

二、以邻为鉴:跨过临界点后,消费如何演绎?

长周期内,美日消费结构均出现了从“实物商品”向“服务消费”的转变,美国服务类消费占比提升更大。观察1980年以来的日本,以及1950年以来的美国,都出现了实物消费占比下降、服务型消费占比提升。具体来说,耐用品(主要为车辆、家具、家电)消费占比,和非耐用品(食品、服装、燃油)消费的占比在逐步下滑,服务类(交通、医疗、金融、娱乐)消费占比提升。相对来看,美国服务型消费占比提升的速度和幅度都高于日本。

美国消费型服务占比的提升,主要集中于医疗服务。1950年以来,医疗类服务型消费在美国居民的消费占比中持续提升,是拉动服务消费占比提升的重要力量。

美国商品消费占比的下降,主要集中于食品和服装消费。1950年以来,食品消费在美国居民消费的占比持续下降,从1950年的23%下降到2000年的8%,是拖累实物消费品占比下滑的重要原因。服装类产品的占比从1950年10%持续下滑到2007年的3%后,保持相对稳定。

2007年前后,美国老龄化加速时,两类消费品占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汽车消费占比快速下降,医疗占比快速提升。在服务消费方面,老龄化加速了医疗消费占比的提升。在实物消费方面,老龄化加速过程中,汽车占比快速下滑。

上世纪70年代,日本青壮年劳动力占比跨过拐点之后,随之也跨过了消费率“U型曲线”的最低点,日本经济进入中速发展阶段,步入老龄化初期。但是,老龄化对于消费和通胀的冲击,其实是分为正、反两个方面的。一方面,老龄化对需求带来冲击;另一方面,老龄化伴随着劳动力拐点到来,带来了对商品生产和服务供给的冲击。那么,日本老龄化加速过程中,消费品的供需关系如何演绎?

观察日本主要消费品,可以看到,个人护理类服务、家政服务、家庭服务,从1970年至2020年,分别增长了612%、582%、476%,涨幅明显高于其他的耐用品。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美国、日本都出现了居民商品消费下滑、服务消费增长的趋势。另一方面,老龄化加速下,社会劳动力供给减少。实物商品需求尚可以通过进口海外商品来解决,但是服务型需求只能通过国内劳动力供给来满足。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提升,服务业消费供需矛盾凸显,导致价格大幅上涨。

三、中国老龄化加速下,消费和长期通胀将如何演绎?

中国婴儿潮的特点是,在两轮庞大的“建国一代”和“建国二代”婴儿潮后,新出生人口在2000年前后出现塌陷。相比于发达国家,中国面临了更陡峭的“人口峭壁”。这也导致,中国老龄化目前程度虽然较低,但是未来随着“建国一代”集中进入老年,会导致中国老龄化速度显著快于发达国家。

老龄化进程会对社会总体消费水平产生一定的负面冲击。随着年龄提升,劳动参与率逐步下降,劳动收入会逐渐减少乃至消失,从而降低社会整体的消费意愿(蔡昉,2021)。从美国各年龄段数据消费数据来看,随着经济发展,青中年期消费水平抬升更快,但老年群体消费水平没有明显提高。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也面临了未富先老的问题。未富先老,不仅体现在人均GDP上,还体现在老年人群的学历和收入分化较大。

一方面,中国人均GDP低于日美在达到同等老龄化的时期。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是18.7%,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日本、美国分别在1992年及2011年达到相同的老龄化水平,当时人均GDP分别为3.9万美元、5.0万美元。未富先老带来对于消费最直接挑战就是,国家的养老金负担较大,人均养老资源较少,国民收入中用于养老医疗、文化休闲等方面的非生产性消费支出将增加,限制生产部门的资金投入,从而制约社会总产出的长期增长。

另一方面,中国老年人群的学历和收入分化较大,部分农民工人口,尤其是从事建筑、采矿等重体力劳动的工人,随着年龄增长,再就业困难,在步入老年后收入大幅下滑。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日益严重,区域间、城乡间以及不同年龄居民之间的消费结构不平衡将会愈发突出,消费水平的差异更加明显,消费异质性会更加显著,这不利于消费潜力的释放。

不过,人口老龄化也蕴含着巨大的消费潜力。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消费理念的升级,也催生了新的老龄需求,智能化、多样化的养老市场前景广阔。参考美国和日本的消费结构演绎,未来服务类消费占比将不断提升,个人护理、家庭护理、医疗服务等相关产业的需求将不断释放。

另一方面,中国老龄化呈现了独特的地区差异,整体呈现了“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特征,这也为老年产业提供了区域性的发展机遇。2020年,老龄化最严重的区域是辽宁(25.72%)、上海(23.38%)、吉林(23.06%)、黑龙江(23.22%),最轻的区域是西藏(8.52%)、新疆(11.28%)、青海(12.14%)及广东(12.35%),我国老龄化整体呈现了“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特征。较为严重的老龄化,正在冲击部分区域的经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链以及区域消费总需求,但是,也为医疗、疗养等老年产业带来了区域性的发展机遇。

四、老龄化加速下,中国长期通胀将如何演绎?

从日本各消费品类的涨价顺序可以看出,在轻度和中度老龄化阶段,社会还保有一定规模的劳动力,涨价仅集中于服务型行业,耐用品价格承压。但是,在重度老龄化阶段,老龄化对于人力成本的冲击显现,会导致一些密集劳动型产品的价格也出现上涨。

首先,贯穿着日本老龄化整个阶段,居民消费型服务的占比在逐步提升,伴随着劳动力的减少,服务类消费品的价格持续回升,个人护理、家庭护理、家庭服务的价格涨幅明显。劳动力红利逐步消失,服务型价格的持续上涨,也是日本女性选择留在家中照顾老人、儿童的重要原因。

第二,在轻度老龄化阶段(20%>60岁以上人口>10%),各类产品的涨幅分化较小,年轻人展露个性化消费倾向,服装价格上涨突出。这个阶段,社会养老压力较小,医疗护理、医疗护理类服务价格涨幅一般。

第三,步入中度老龄化后(30%>60岁以上人口>20%),伴随经济衰退,日本进入低欲望社会,居民不再追求个人主义,服装、汽车、家具、家电、价格持续下跌。社会养老压力上行,医疗资源紧缺,医疗服务开始大幅涨价,而且在刚刚迈入中度老龄化的前五年,价格涨幅最为明显。

第四,重度老龄化阶段(60岁以上人口占比>30%),在这个阶段,日本社会基本适应了老龄化、经济下行带来的冲击,服务类价格继续上行。但是,日本一些耐用品的价格反而出现回升,尤其是食品、衣着、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价格回升明显,反映了人力成本上升的冲击。

参考日本,中国即将在“十四五”期间迈入中度老龄化,劳动力供给冲击渐渐显现,预计服务类价格会快速提升。“十四五”期间,中国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预计2035年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也就是说,中国在“十四五”至“十六五”期间,老龄化程度类似日本1995年至2010年。参考日本,在这个期间,社会养老压力和劳动力紧缺的压力逐步显现,叠加居民服务型消费持续释放,个人和家庭护理、家政服务、医疗服务类的价格预计会持续提升。

重度老龄化阶段(2035年之后),预计密集劳动型产品的用工成本会受到较大的冲击。日本就是在进入重度老龄化之后(2010年至2020年),食品、服装、家具等密集劳动型产品的价格出现反弹。全球有效劳动力供给不足和人口红利消失,也会进一步加速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冲击提前到来。

(作者系光大证券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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