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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秘的角落》童谣响起时我却想起了另一部神作

  这部剧广受好评,除了剧本、演员方面的亮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插曲。众所周知,音乐一向是影视作品中渲染气氛的重要元素,尤其是悬疑推理类作品,更是会在插曲上大下功夫。自认阅片无数、百毒不侵的观众们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是在《小白船》缓缓响起的时候,还是没忍住从内心深处发出呐喊:

  儿歌,按照我们一贯的印象,应该是纯挚童真的。不过创作儿歌的成年人在其中有所影射,也就使得这些欢快的旋律带上点细思极恐的味道。古今中外,儿歌逐渐黑化成恐怖童谣的例子其实并不罕见。

  中国最著名的恐怖童谣,大概得推《三国演义》里董卓在死前的一天晚上,听到的“有数十小儿于郊外作歌,风吹歌声入帐”,歌词是“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特写这首童谣是为了预示董卓之死,可是,歌词还真不是小说杜撰的,在《后汉书》中也有记载。事实上,盛行谶纬之术的汉魏两晋时期,有不少这种带有预言性质的童谣。

  如果说中国古代咒谁谁死的恐怖童谣是大佬们搞宣传战的手段,西方侦探小说里作为经典恐怖元素出现的童谣,那才真的是让人毛骨悚然。其中翘楚,当推诞生于侦探小说“黄金时代”的终极杰作: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无人生还》。

  这么说可能有点拔草,不过《无人生还》主要的内容,其实就是十个人被一位神秘的陌生人邀请到一座小岛上,一个接一个地被杀,直到一个也没剩下,最后在凶手的自白书里才揭露了。

  这些收到了邀请信的客人们素不相识,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都曾经犯下过罪行并成功逃脱法律的制裁。有车祸肇事者,有致病人死亡的医生,还有赶走怀孕女仆的“卫道士”。到达海岛别墅之后的晚餐时间,其中一人餐桌上被酒呛死。晚餐之后,他们回到各自的房间,都发现了这首名为《十个小黑人》的童谣:

  这首童谣出自著名的恐怖童谣大全西欧民间故事集《鹅妈妈童谣》,《无人生还》这本书的原名其实也就叫《十个小黑人》,因为涉及种族歧视,几经改名。

  这些人被谋杀的顺序是按照一首古老童谣的顺序进行的,这种设置让故事更加生动曲折。预示着死亡的童谣再加上书中的诸多隐喻,对这些犯罪之人的谋杀也因此带上了“正义审判”的意味。

  凶手就在人群当中,于是孤岛之上,人人自危。直到最后凶手自白,故事的谜底才得以揭开。克里斯蒂的叙事方式不同于一般的线性历时叙述,而是以空间和人物为中心的共时叙述。读者跟随着不断切换的第三人称有限视角,更加主动推测的同时,也得以体会人物恐惧焦虑、相互怀疑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们完全不同的个性。

  这是一般以侦探活动为主线的侦探小说中所不具备的,在缺乏作为主线的侦探和其探案过程的《无人生还》中,读者的阅读体验也就不再是一场侦破谋杀奇案的游戏,而是能走进更深入的人物内心世界,体会人性的复杂和罪恶的一面。

  以谋杀来实现正义,这是极其反讽的。但“正义难以声张”的诘问,也就让《无人生还》挣脱了当时诸多侦探小说对奇诡谋杀手法的沉迷,而具有了更广阔的社会内涵,成为当之无愧的时代杰作。当然,在情节设置上,这部作品也是难出其右。

  童谣中的死亡阴影笼罩着故事中的人,这种“童谣+杀人”的模式是S. S.范达因首先在《主教》中使用的一种构思,但是使得这种模式推广开来,还是自《无人生还》始。它如此精彩,以至于克里斯蒂后来在好几部小说中都引入了童谣,比如《黑麦奇案》《捕鼠器》,不过,再也没有像这部作品那样把诡计与故事情节和主题结合得如此完美。

  1939年《无人生还》出版的时候,克里斯蒂正处在创造的巅峰,她为自己设定了两个目标——用更巧妙的情节测试自己的创作能力,并用更令人迷惑的谜题吸引读者。故事尾声部分的揭秘令人目眩神迷。和《东方快车谋杀案》一样,当传统的司法制度不能发挥作用时,克里斯蒂以经典的“凶手是谁”的形式探讨了如何为无辜受害者伸张正义。当然,这些潜台词并没有妨碍故事的发展。

  《无人生还》的作者,被大家亲切地称为阿婆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是当之无愧的推理小说界女王。她拥有世界最畅销小说家的吉尼斯世界记录,她的78部犯罪小说以44种语言出版,估计售出约20亿册。将所有形式的著作算入,排在她头上的只有圣经和莎士比亚。她的知名代表作除了《无人生还》,还有《东方快车谋杀案》《罗杰疑案》《尼罗河谋杀案》等等。

  杰出的侦探小说家,不仅笔下的世界光怪陆离、迷雾重重,自己的生活中也有颇具神秘色彩的谜团。阿加莎·克里斯蒂曾经失踪11天,这场备受关注的失踪案背后的也一直为人津津乐道。

  1926年12月4日,星期六的早晨,一个名叫乔治·贝斯特的吉卜赛男孩在萨里郡吉尔福德附近的纽兰角地区看到了一辆莫里斯·考利汽车。车灯亮着,但车里没人,只放着一件皮大衣和一个小手提箱。警方很快查到车主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她和丈夫住在伯克郡桑宁戴尔郊外的富人区。

  当时36岁的克里斯蒂已经是非常著名的推理小说家了。她的丈夫阿奇在此前不久曾和阿加莎摊牌:他爱上了秘书南希·尼尔。

  这桩失踪谜案正中新闻界下怀,报纸上疯狂猜测这位美女作家和她帅气的战争英雄丈夫之间不为人知的风流韵事。

  起初的推测是阿加莎撞了车,分不清方向,走进附近的树林迷了路。警方在广大群众的协助下搜索了这片区域,但没有发现有关阿加莎的蛛丝马迹。当警方和报界询问阿奇时,他表现得非常抵触,害怕自己和南希的真实关系被曝光。警方在他家设了警卫,并了他的电话。

  为了消除警方的怀疑,阿奇向《每日新闻报》透露自己的妻子一直想“设计自己的失踪”。这份报纸提供了100英镑的奖金,悬赏能提供有关线索的人,并热心地刊登了一组照片,显示她可能已经改变了自己的外貌。

  阿加莎每多失踪一天,推测就多荒谬几分:失忆、凶杀、、自愿失踪……有的报纸请来灵媒,称可能在一间小木屋找到她的尸体,还有些愤世嫉俗的人认为她所谓的“失踪”是宣传新书《罗杰疑案》的噱头。

  警方甚至海发起了一场“周日大搜索”。12月12日,大约有两千民众参加了这场活动。天气寒冷,大家都穿得十分暖和,整个活动就像圣诞前的一场大型户外派对。有面包车向需要补给的围观群众销售冰淇淋和热饮。

  搜索最终一无所获。答案在向北两百多英里的地方。一个班卓琴手和他的乐队同伴正在北约克郡温泉镇哈罗盖特的水疗旅馆演出,他们密切注意着一位女客,认为她就是那位失踪的小说家。事实证明,他们的侦探工作比其他人做得都好。48小时后,全世界都知道阿加莎·克里斯蒂已经找到了,而且安全又健康。

  至今人们依然好奇阿加莎在失踪的11天里做了什么。她坐火车到了哈罗盖特,以每星期5畿尼的价格在旅馆二楼租了一间房,还给自己买了几件新衣服,包括一件迷人的粉色乔其纱晚礼服。她关注报纸上对她失踪的报道,在公共休息室打桥牌和台球,晚上则在冬季花园舞厅里伴着“快乐水疗男孩”(Happy Hydro Boys)的音乐跳舞,不然就是靠、玩填字游戏和从W. H.史密斯图书馆借来的书消遣。她最喜欢的读物包括标题十分欢乐的惊悚小说,比如《两个大拇指》和《幽灵列车》。她自称特蕾莎·尼尔夫人——她选择了丈夫的姓氏。

  她下榻的那家水疗旅馆,是现在的老天鹅酒店的前身,里面还有纪念这次“失踪”的铭牌,她失踪的原因依旧能引战。那一年,阿加莎的母亲克拉拉过世了,她感到自己的青春不再,丈夫也背叛了她,在12月3日的早上走出家门。当天晚上,阿加莎也开车离家,第二天被发现失踪。

  阿加莎被找到之后,阿奇依旧对公众宣称她有健忘症。怀有敌意的八卦小报记者指责她为了追求曝光,而政府用于寻找她的花费变成了斗争的发泄口。这场苦涩经历极大改变了阿加莎之后的作品,因谋杀案备受困扰的普通人遭受“无辜折磨”的情形频繁出现,就如同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电影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被冤枉的人”一样。

  随着《犯罪团伙》的出版,黑暗的日子好像终于到头了。阿加莎·克里斯蒂被介绍加入了一个新的社交圈——侦探俱乐部,她认识了许多与她有诸多共同点的、可以信赖的人。

  从她失踪后那些最黑暗的日子直到过世,阿加莎·克里斯蒂始终珍惜在侦探俱乐部结交的伙伴。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俱乐部的晚宴总能让她放松下来,感到自己身处朋友之中。她当选主席时已经是通俗小说界的顶尖人物,但她毫无虚荣心,又能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局限,这让她在作家同行中和在读者中一样受欢迎。

  她从不炫耀自己的技巧,但始终致力于运用它,因此成了最伟大的小说家。作为剧作家,她天赋平平,却写出了一部在伦敦连续上演六十多年从无间断并成为传奇的戏剧。她的成就统计起来令人眩目,到目前为止已远远超过她的竞争对手。在她过世近半个世纪后,世界各地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读者依旧如饥似渴地读着她的侦探小说。人们仍然关心是谁杀了罗杰·阿克罗伊德。

  阿加莎·克里斯蒂加入的侦探娱乐部是作家们的精英社交圈,这些作家的作品不仅为他们在文学界赢得了卓越声誉,也对小说、电影和电视的叙事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在21世纪,不仅在英国,甚至在世界各处,人们仍能感受到这种影响。但是,自该俱乐部1930年成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只有39位成员入选。

  这39个男男里有各种各样的人物,和《东方快车谋杀案》中的角色一样令人拍案称奇。他们中包括几位英国最著名的通俗小说作家:不仅有赫尔克里·波洛和彼得·温西勋爵的创造者,还有因红花侠或小熊维尼而出名的作家。侦探俱乐部成员来自各行各业,有几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争中遭受了足以改变人生的创伤;有些则在英国的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俱乐部成员涵盖了从英国右翼保守党到激进马克思主义者及两者之间的一切派别,有贵族代表,有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也有英国圣公会和天主教的神职人员。

  侦探俱乐部的领袖都是年轻作家,这些人最先开始假装根据一套并不严肃的“规则”写作。这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席卷英国的“娱乐热潮”——定约桥牌和麻将这些与众不同的游戏吸引了大众的注意力,填字游戏也风行一时。

  在战争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之后,西班牙流感肆虐期间,游戏给人们提供了从战争的恐怖和平静黯淡的现实中逃避的空间。经济危机似乎永无尽头:国债激增,家们大谈“紧缩时代”;工业产量下降,消费性支出也在下降;而生活成本飙升,失业率亦然。矿主威胁削减矿工工资,导致了英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全国大,统治阶级不得不用指尖紧紧抓住财富和权力。不列颠帝国的太阳还没有全落,但已是帝国时代的黄昏。尽管“聪明的年轻人” 依旧夜夜笙歌,数百万普通人却夜不能寐,为如何支付账单而忧心忡忡。

  “聪明的年轻人”是20世纪20年代的小报给当时一群波西米亚式的年轻贵族和社会名流取的绰号,这些人开妆容精致的礼服派对,在深夜的伦敦玩精心设计的寻宝游戏,并大量饮酒和服用毒品。图片来自《了不起的盖茨比》(2013)。

  在这个人们都在担忧未来的时代,侦探小说为读者提供了乐趣。当华尔街股灾为咆哮的20世纪20年代猛地画上句号,作家们正为他们提出了掩盖凶手或犯罪手法的新方法而自豪。由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现了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仅英美两国,就出现了数以千计的侦探小说。谋杀案是这一时期侦探小说中必不可少的元素,但人们不再关心是非、善恶的斗争,而是进行着一场侦破谜团的智力游戏。

  就像当时非常流行的填字游戏一样,阅读侦探小说也是一场遵守规则的消闲游戏:读者与侦探掌握同样多的线索,进行一场公平的治理竞赛。社会现实在这些小说中只是碎片化的背景板,人们迷恋诡计和巧妙的谋杀手法,结局总是恶有恶报。某种意义上来说,侦探小说是逃避黑暗现实的“童话世界”。

  人们常常嘲笑他们的小说太过“安逸”。评价他们笔下的角色都像纸片人一样僵化,已经成了懒惰的批评家的陈词滥调。人们普遍认为,黄金时代的小说通过展示社会重新恢复秩序,让读者安心,也确实有大量的正统作品旨在于此。但也有许多最优秀的作品反其道而行之,留下了不确定或自相矛盾的结尾。

  20世纪30年代最出色的侦探小说是振奋人心、充满创意和令人难忘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作为侦探小说“黄金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其作品尤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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