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廷枢：中国近代工业化先驱——写在庆祝中国中车创业140周年之际

唐廷枢：中国近代工业化先驱——写在庆祝中国中车创业140周年之际本站　　今年是中国中车创业140周年，我有幸受邀参加了在开滦国家矿山公园中国铁路源头举行的火种采集仪式

　　今年是中国中车创业140周年，我有幸受邀参加了在开滦国家矿山公园中国铁路源头举行的火种采集仪式。当中国中车、董事长、总经理孙永才高高擎起点燃的火炬并开始传递的那一刻，我感慨万千，深深怀念起开平煤矿创始人、中国铁路及机车制造的首创人唐廷枢。

　　唐廷枢(1832—1892)，字建时，号景星，广东香山人。他一生创办工商企业40多家，涉及轮船运输、煤矿、铁路、保险、水泥、教育以及慈善等诸多领域，创造了多个中国近代工业第一。“诚以精神具万能之势力，苟克持之以诚毅，将有伟大之功能事业。”他是一位埋头苦干、挺起中华民族脊梁的实业家，是开创中国近代工业的先行者，为中华民族自立自强作出了不朽功绩。

　　1883年，唐廷枢去欧美进行商务、矿务考察，为记录这次考察行程，随行人员袁祖志出版了《瀛海采问》一书，他在为该书作序中写道：“事事以利我国家、利我商民为务，而不为纸上凿空之谈。”这是唐廷枢的信念，也是他后半生矢志不渝的追求。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晚清的中国处于“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中，以奕、李鸿章等为代表的官员决定效仿西方开展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这时期，迅速发展起来的外国轮船公司不仅将要挤垮本地沿海贸易和运输业，南粮北调的漕运也受到波及。面对如此境地，李鸿章决定发展轮船运输业。1873年1月，“轮船招商公局”在上海正式开局。筹建之初，徽商李振玉“以众论不洽，又经辞退”，浙商胡雪岩“畏洋商嫉忌，不肯入局”，实际招商局只招到股本1万两，经营不到半年便亏损4.2万两。

　　在招商局即将夭折之际，唐廷枢进入了李鸿章的视野。唐廷枢幼时在澳门教会学校读书，学了一口流利英语，五口通商以后，随大批广东商人到了上海，入职洋人开办的怡和洋行。因天资聪慧且具有商业头脑，他很快被提拔为买办，后又接替总买办职位。

　　唐廷枢虽人在洋行，但精神没有被殖民，他看到洋人对中国财富的掠夺，内心受到深深刺痛，始终念念不忘要为这个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国家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后来他与友人合伙创办了轮船公司，终究规模小，竞争力差。1873年6月，唐廷枢毅然决然地辞去令人艳羡、待遇优厚的洋行总买办职位，接受李鸿章之邀，出任轮船招商局总办，决心重整招商局。

　　唐廷枢主张商本商办，修订章程，动员亲友，很快招股47.6万两，创办起中国第一家近代股份制企业。他要建设一支大型火轮运输船队，把沿海贸易和运输业的命脉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而不再处处受制于外人。唐廷枢不为他求，只为“不但仿照西法，乃欲驾而上之，为中华吐气”。他不会忘记三十多年前林则徐在自己家乡虎门销烟的壮举，“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一铿锵有力的誓言始终回响在耳畔。

　　在唐廷枢苦心经营下，只用三年时间，招商局已有股本68.5万两，轮船16艘，年收入96万两，利润16万两，在上海、天津、广东、香港、汉口、九江、宁波等地开设了分局。与此同时，唐廷枢还积极组织开展国际运输贸易，在日本、菲律宾、越南、新加坡等处开设分局，并探索对美国、英国的航运业务。

　　“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招商局规模扩大之后，立即遭到太古、旗昌等洋人轮船公司的联合打压。唐廷枢认为，与洋人竞争，虽然招商局收入会大幅度减少，但“英人少获一两，我国商贾即少出一两”，国家可以“收无穷之利”。正是有了这种信念，唐廷枢决心放手与洋商一搏。根据统计，招商局创办以前，外国轮船公司每年在中国收入787.7万两，招商局成立以后，“合计三年中国之银少归洋商者，约已一千三百万余两”。

　　“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唐廷枢凭借自己的经验和智慧，不仅住了洋人的恶性竞争，而且以超人的胆识并购了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对于并购旗昌轮船公司，唐廷枢认为对招商局而言利弊皆有，这样的并购行为会使招商局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但从国家大局看，并购旗昌是绝对有利的，如果不并购旗昌轮船公司，“既不能制人，必至为人所制”，会后患无穷。在南北洋大臣沈葆桢和李鸿章的支持下，1877年初，招商局以222万两收购旗昌轮船公司轮船、码头等全部资产，彻底打破了洋人对中国沿海和内地船运贸易的垄断。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中国企业并购外资企业，堪称并购史典范。

　　并购旗昌轮船公司以后，招商局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轮船公司，在船运业拥有了绝对竞争优势。1883年，受李鸿章委派，唐廷枢到德国、法国、英国、美国、巴西等多个国家考察商务、矿务。这次海外之行，既加强了与欧美各国的联系和交往，也开阔了唐廷枢的眼界，使他接受了许多新思想、新观念。到1885年唐廷枢离开招商局时，该局股本已经达到200万两，资产规模达到533万两，有船26艘，总吨位2.2万吨，在此后十年占据中国船运业龙头地位。唐廷枢为招商局打牢了百年长盛不衰的根基。

　　在招商局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唐廷枢决定创办中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办理轮船、货物保险业务。1875年，唐廷枢组建保险招商局，创办仁和保险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由国人开设的保险公司。1878年，唐廷枢又创办了济和水火险公司，后与仁和保险公司合并为仁济和保险公司。此举不仅增强了招商局的抗风险能力和竞争能力，而且还积累了大量流动资金。可以说，如果没有唐廷枢，洋务派的自强梦想也许还要经历一个更漫长的过程。

　　1892年，唐廷枢去世后，友人撰写纪念文章，称他所做的事业“皆为他人所不敢为，亦皆为中国所从来未为”。晚清之际，风气未开，洋务事业常常遭到非议，如果没有超人的魄力和勇气是难以成事的。

　　洋务开办之初，铁和煤炭消耗量激增，而煤炭几乎全部依赖进口，李鸿章、沈葆桢等人已经意识到要自强“非铁不能，非煤不济”，上书朝廷采用西法开办煤铁矿。1876年，李鸿章委派唐廷枢到滦州开平勘察，筹建煤铁矿。1878年7月24日，“开平矿务总局”在开平镇正式挂牌。开办轮船招商局是唐廷枢所熟悉的商业领域，开办煤矿则是他所完全陌生的工业领域，而且要在中国工业基础为零的情况下建设，如果没有超人魄力和开创精神，是不敢涉足的。

　　开平煤矿，这里是只有18户人家的小山村，贫瘠、偏僻而又落后，道路交通十分闭塞。对于仿照西法开办煤矿这样的庞大系统工程，除机械设备从国外购买外，所有煤矿零部件、建筑材料完全靠自己生产、自己解决，建矿所遇到的困难远远超乎常人的想象，建矿之难实属罕见。

　　工业化过程是一个大量资本不断投入和积累的过程，晚清时期的中国内忧外患，战争不断，割地赔款，已经掏空了国库，海关也被洋人把持。在农业经济条件下，民间也没有足够的满足工业化大生产所需要的原始资本积累。唐廷枢最初预算建矿投资为80万两，到1880年只招得股金30万两。资金最困难时，唐廷枢向李鸿章提出由政府借款5万两，实际只借得了3万两。幸好有轮船招商局和仁济和保险公司这些年经营所积累的资金，大大缓解了开平煤矿资金需求。

　　1881年，唐山矿建成出煤。1884年，产量达到14万吨，日本煤炭被挤出天津市场。1892年唐廷枢去世时，开平煤矿的产量已达到40.2万吨，彻底打破了洋煤在中国市场的垄断地位，保障了晚清洋务发展对煤炭能源的需求，实现了他实业救国的梦想。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开平煤矿的作用凸显出来。开战之前，日本联合其他列强对清政府实施煤炭禁运，开平煤矿成为北洋水师仅有的煤炭供应基地。战争期间，开平矿务局船队跟随北洋水师战舰出征，提供后勤保障，共供应煤炭3.8万吨，满足了北洋水师的作战需要。正如李鸿章所预料：“一旦有事，庶不为敌人所把持，亦可免利源之外泄，富强之基，此为嚆矢。”

　　煤炭运输是决定开矿成功与否的关键，唐廷枢认为，“苟非由铁路运煤，诚恐终难振作也”。在唐廷枢提出这一构想时，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已经在英国煤矿运行了50年。敢于提出这种想法在当时是需要有冒险精神和敢于担当的勇气的。修建铁路是清政府与西方列强关于主权之争的焦点，也是洋务派和保守派关于国计民生的争论焦点。在李鸿章支持下，终于获得批准。

　　1881年，在唐廷枢主持下，中国第一条铁路诞生，全长9.7公里，采用了英制1.435米铁路轨距标准，这个标准也就成了中国铁路轨距标准。虽然只有短短的9.7公里，但它是中国人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实现了铁路零的突破，标志着中国进入了铁路时代。与此同时，唐廷枢授意秘密制造了一台蒸汽机车，被命名为“中国火箭号”，亦称“龙号机车”。这是中国制造的第一台蒸汽机车。巧合的是，与英国一样，中国第一条铁路也诞生在煤矿，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在这里悄然开始向工业文明转变。

　　1881年，开平矿务局在胥各庄建了车辆修理厂，开始生产货车。随着煤炭产量的增加，1882年开平矿务局从英国进口了两台蒸汽机车，大大提高了煤炭运输能力。随着机车修理任务和货车制造量的增多，胥各庄修理厂搬迁至唐山矿西侧，改名为唐山修车厂，这是中国第一家机车修理厂。它是中国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的前身，也是中国中车庆祝创建140周年的由来。

　　铁路不仅是一种交通设施，也是工业文明的标志。1884年，光绪皇帝下旨，铁路可以在煤铁矿和金银铜矿试办。而当时除了9.7公里的唐胥铁路外，其他地方没有任何进展。1886年7月，唐廷枢成立了中国第一家铁路公司——开平铁路公司，准备把唐胥铁路修到大沽、天津。1888年8月，唐津铁路全线公里。这是中国第一条经营性干线铁路，在中国铁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1887年冬，开平矿务局在唐山矿东25公里的地方筹建林西矿，并把唐胥铁路向东延展至古冶、林西矿。为了阻止人对东北的侵略，清政府决定修筑铁路通向东三省。唐古铁路建成通车为修筑东三省铁路创造了条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铁路已经修过山海关。铁路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反对派终于不再反对修筑铁路，中国铁路建设进入了一个高峰期，津芦铁路、关内外铁路、芦汉铁路相继修建。可以说，如果没有唐廷枢，中国铁路建设时间会大大推迟，中国近代化的路程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李鸿章是这样的评价唐廷枢的：“事极繁难，百折不回，忠信正直，实为中国商务难得之才。”在洋务派与保守派之间斗争格局下，不管唐廷枢创造了多少个中国第一，他总会成为李鸿章政敌打击的对象，屡遭参奏。如果没有矢志不移的勇气，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是难以成功的。

　　并购旗昌轮船公司以后，招商局规模扩大一倍，唐廷枢虽然实现了“乃欲驾而上之，为中华吐气”的理想，但也为招商局当下经营带来了极大困难，稍有闪失，就可能被压垮。此时的他尽心竭力，事必躬亲，不敢有丝毫懈怠。尽管来自洋商的竞争压力很大，唐廷枢凭借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尚能应对，而来自朝廷官员的压力和地方官员的谋私行为，却令他难以招架。

　　1877年到1881年，不断有官员参奏招商局经营混乱，营私舞弊，要求下旨查办。1877年10月，山西道御史董儁翰参奏招商局每月亏损五六万两，请朝廷下旨严厉整顿。1880年11月，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参奏招商局，诬陷唐廷枢等人营私肥囊，甚至放言“若任其逍遥事外，是无国法也”。这些朝廷大员为了争权夺势，结党营私，安插党羽，假借为公之名谋一己私利，不达目的便公权私用，肆意诋毁之情形无以复加。皇帝下旨责令严查，若唐廷枢“实有侵帑把持排挤各情，即行从严参办”。在李鸿章的保护和申辩下，唐廷枢度过了最艰难时期。

　　地方官员则视招商局为一块肥肉，有“欲来谋事，欲受干修，欲叨免水脚，欲借盘川”等等不一而足，如果不能满足，便搬弄是非，四处造谣，恶语中伤，甚至有些人冒充北京来的官员进行敲诈勒索，令唐廷枢苦不堪言。对于这些诽谤与造谣，唐廷枢在股东会上感慨道： “犹忆倡办之初，外间誉者三，而毁者七……内筹巨款、外拒谤言之苦，实有不可言者。”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谁能无怨？

　　然而，这些诽谤与盛宣怀的排挤相比，却又显得那么微不足道。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前夕，上海发生经济危机，整个沪上78家钱庄倒闭了68家。招商局也未能幸免，经营陷入举步维艰的困境。由于唐廷枢的重要合伙人、招商局大股东徐润在这次危机中破产，唐廷枢受到牵连，此时他正在欧美各国考察。李鸿章下令整顿招商局，盛宣怀借此机会打压和排挤唐廷枢，以便完全掌控招商局。招商局成立之初，盛宣怀就想做招商局督办，但李鸿章不给他这个机会，深知他“固欲办大事，兼作”。这次盛宣怀如愿以偿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士农工商，官不信商，商不信官，这次官商合体，官僚资本家这个新的权贵阶层由此诞生了。

　　明知遭到陷谤和排挤，唐廷枢仍以大局为重，以股东利益为重，任劳任怨，力挽危局，设法维持，其处境之艰难可想而知。1885年7月，唐廷枢处理完中法战争前后遗留下的局务纷争，忍痛离开自己一手创办、苦心经营的企业，北上天津专办开平矿务局事务。在如此境遇下，唐廷枢所表现的虚怀若谷的品德，非常人所能企及。

　　1881年底，招商局参奏案还未了结，礼部右侍郎祁世长又上一折，参奏开平矿务局离遵化皇陵太近，恐有“泄坤舆磅礴之气”，请皇帝下旨停止开采。这时唐山矿即将出煤，已招股120万两，投入资金已达150万两。这份奏折，不啻晴天霹雳，对唐廷枢的打击远远超过对轮船招商局的参奏。

　　但凡建矿开采煤、铁等资源，无一不投资巨大，风险极高，建设周期又长，所以筹集资金异常艰难。最初所招得的30万两股金基本上是唐廷枢和徐润本人及亲友认购，唐廷枢“不惜毁家以成就其事”。祁世长的参奏一旦成功，无疑等于把开平煤矿置于万劫不复的境地。一座投资百万两的煤矿，千辛万苦刚刚建成，眼看要被昏聩官员的一纸奏折摧毁。

　　唐廷枢给李鸿章呈报了一份报告，力陈情由，详细叙述唐山矿与遵化的位置关系，并绘制了地形图，力证采矿对皇陵毫无影响。同时，阐述开矿对国家的重要性，并附上津海关“洋商进口历年增加煤铁数目”统计表，其急迫心情溢于言表。调查期间，唐山矿生产作业几乎停止。随后，李鸿章派员赶赴唐山、遵化等地进一步勘察，确认“唐山等处矿厂山川脉络与陵寝并无关碍”。煤矿最终保住了，但铁矿被皇帝下旨停止开采。铁矿开采设备以及炼铁炉不得不运到安徽池州，择地开矿，造成了巨大损失。

　　徐润曾发出感慨：“润出省依赖四十四年，历事已不少，最难莫如办矿，微末之事，色色须求人，主其事者稍或犹豫胆怯，不能苦心忍耐，即难办矿。”尽管遭到接二连三的打击，唐廷枢仍然忍辱负重，继续开拓洋务事业，创建中国第一家铁路公司——开平铁路公司、修建中国第一条干线铁路——唐津铁路、创办国内第一家水泥厂——唐山细棉土厂、开凿第二个机械化矿井——林西矿，由此中国近代工业格局初步形成。这是唐廷枢最值得崇敬、最为可贵之处。

　　1982年，怡和洋行在其出版的纪念开办175周年特刊上刊登回忆文章，称唐廷枢“既爱国，又有世界眼光”。此时距他去世已经整整90年。在过去近一个世纪之后，仍有外国企业纪念他并作出这样评价，可见他的爱国行为给洋人留下的印象之深刻。

　　1872年，在容闳建议下，清政府决定分四年选派120名幼童留学美国。然而，国人风气未开，报名者寥寥无几，幼童留学计划几近夭折。为了能够顺利推进这项计划，唐廷枢极力鼓动宣传，亲自回到家乡，推荐选拔留学幼童。120名幼童中有三分之一来自他的家乡香山，这里面就有他的族侄——日后成为总理的唐绍仪、清华大学校长的唐国安。这些留美幼童后来成为促进中国社会制度变革和推动中国工业近代化的中坚力量。

　　唐廷枢深知培养掌握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才对国家办洋务的重要性，把自己创办的企业作为培养洋务人才的基地。无论是在招商局《重订轮船招商章程》中，还是在开平矿务局《洋人司事专条十二则》中，都明确规定所有聘用的洋人必须向中国人传授技术。留美幼童回国后，唐廷枢指派洋矿师对分配到开平矿务局的幼童进行悉心指导，培养出了詹天佑、邝景阳、邝荣光等第一批铁路、矿业工程师。

　　唐廷枢的爱国行为还体现在他与洋人打交道、处理涉外纠纷时，处处维护国家利益，维护民族尊严。19世纪七八十年代，洋人好像是中国这片土地上主宰者，已经到了为所欲为、肆无忌惮的地步，而朝廷缺少外交经验和人才，涉及洋务上的事，变得越来越不理智，不是一概拒绝便是“权自”，地方官员则患上“恐洋症”，采取鸵鸟策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避之唯恐不及。这时期，涉外纠纷频发，各地督抚争相留用唐廷枢帮办洋务，协助处理各种棘手的涉外事务，可谓“海疆大吏事事垂询”。此时的唐廷枢俨然是一位外交家，南北奔波，凭借多年和洋人打交道的经验，据理力争，处理涉外纠纷，化解陈年旧案。

　　丁日昌是晚清洋务派重量级人物，有“吏治、洋务冠绝流辈”之誉。“诸事不肯假手于人”的他，却在办理涉外事务时格外倚畀唐廷枢。1876年初，丁日昌署福建巡抚后，在积极创办洋务的同时，着手处理前任遗留下来的涉外纠纷，其中以日本索伯拉那船案和福厦电线案最为复杂。

　　日本侵占琉球以后，开始垂涎，不断寻找借口，无事生非，伺机生事，挑起事端，以实现吞并的野心。1874年，日本以原住民杀害琉球人为借口，派军舰进犯，未获成功。1876年，日本再次提起14年前发生的索伯拉那船旧案，对清政府发难，要求赔偿抚恤金，否则派出军舰攻占。1862年，日本索伯拉那船在附近遭遇风暴搁浅，船员遇难，船上货物被当地百姓抢劫。日本借口船员被谋害致死，要求给予抚恤，总理衙门态度非常坚决。丁日昌一面积极备战，一面委派唐廷枢在厦门与日本领事进行谈判。唐廷枢亲自到案发地调查取证，数次辩论，据理力争，最后日本领事不得不承认事实。这起历时15年的涉外纠纷案件，彻底了结，成功化解了一场即将爆发的战争。

　　与丹麦争议的福厦电线案也是一起非常棘手的涉外纠纷，这起案件与“吴淞铁路”如出一辙，洋人想先斩后奏，造成事实，逼迫朝廷就范。此案系1874年发生的，英、法、美、德四国领事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擅自修建从福州到厦门的电话线。因遭到当地绅民极力阻挠，无法施工，清政府决定买回自办。1876年，丁日昌委派唐廷枢处理此事。因合同正本为英文，解释权在洋人手里，唐廷枢与对方经过十多次辩论，最终撤销原合同，重新用中文订立合同，收回官办。为此，丁日昌上奏朝廷，想把唐廷枢调到福建协助自己办洋务，但李鸿章坚决不答应。

　　不仅福建巡抚丁日昌，两江总督沈葆桢、湖广总督李瀚章也都想把唐廷枢召至自己麾下。1876年，李鸿章在烟台处理“马嘉里”案件和“吴淞铁路”案件，唐廷枢全程参与，协助李鸿章谈判。处理完这两起案件后，李鸿章就派唐廷枢到滦州创办开平煤矿，妥妥地把唐廷枢留在了自己身边。1884年，李鸿章曾推荐唐廷枢出任驻外使节，称其“堪备各国使臣”。

　　唐廷枢在与洋人打交道过程中，始终坚持不卑不亢，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对所聘用的洋人，唐廷枢能够注重发挥他们的专长，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时时处处体现出“用人之明，容人之量”，与洋人和谐相处。在企业各部门，但凡能用中国人的地方，唐廷枢就不用洋人，只有需要专门技术而中国人又达不到的“方始用西人管理”，对于公司股票规定“不准让与洋人”。尽管如此，他也深受洋人的敬重和信任。在他六十大寿之时，天津的洋人“上自领事，下迄各行商人”都来为其祝寿。

　　1889年，《北华捷报》刊载文章称赞唐廷枢：如果中国有更多像他这样的人，各类型的工商业没什么困难就能发展起来。

　　1832年5月，唐廷枢出生在广东香山唐家湾，父亲在澳门一家教会医院工作，童年时期在这所教会学校读书，为他日后英语水平打下良好基础。入学前夕，正值鸦片战争，他目睹了被炸毁的澳门海关，这边是“官汛、炮台、房屋枕行倾倒”，那边是“楼台庙宇雄壮可观，其炮台船只坚固，却与内地不同”，强烈的反差让幼小的他内心深处受到极大冲击，发出他们“从何而来，所然何事”之问。也许就在这一时刻，唐廷枢萌发了强烈的爱国思想。

　　1862年，唐廷枢兄弟三人编著了一部《英语集全》，共六卷六册，内容非常丰富，是中国人编纂的第一部汉英词典。之所以要编纂这部《英语集全》，唐廷枢在《序》中写道，“因睹诸友不通英语，吃亏者有之，受人欺瞒者有之，或因不晓英语，受人者有之”，为了让国人掌握英语，所以编写了这部英语词典。这一年他30岁。

　　国门打开后，“师夷长技以制夷”已经成为朝野洋务派共识。1872年，唐廷枢与驻上海英领事麦华陀共同倡议开设格致书院，在书院内陈列翻译的西方科技书籍以及各类仪器仪表、矿物样本等，供国人学习、参观，并请洋人来此定期讲座，介绍西方天文、制造、绘图、化学、地质等科技知识，目的在于“以冀将来艺学振兴，储备人才，施储实用”。

　　但凡洋务企业在创办过程中遇到困难的，唐廷枢均施以援手，帮助协调解决争议。上海机器织布局也是洋务企业代表之一，第一次开办并不顺利，唐廷枢就曾出面进行协调。1881年，李鸿章札委郑观应等重新开办机器织布局，因前后交接问题再次发生争议，筹办工作无法继续推进。唐廷枢多次出面协调，主持公道，尽心竭力促成新老股东达成一致意见。

　　成为上海粤商领袖后，唐廷枢积极致力于公益事业，倡议开办慈善机构，组织救灾赈灾。1876年，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境内发生大旱灾害，唐廷枢在上海发起劝捐赈灾活动，共筹集灾款2.7万两，衣物数万件，同时协助李鸿章筹款购粮平粜、运送救灾物资等。唐廷枢兄弟三人代母捐款1340两，奉旨建“乐善好施”牌坊。1881年，天津建养病院，捐款200两。1890年，直隶、山东境内发生水灾，捐棉衣棉裤1000套，与友人合捐灾款1000两。其他各省遭受灾害时，唐廷枢也都积极组织捐款捐粮，救济受灾百姓。1876年8月，福建水灾捐米500担；1885年，广东遭受水灾，捐款179洋圆，等等。唐廷枢富而不忘乡梓，积极致力于赈灾助捐和慈善事业，多次受到皇帝“传旨嘉奖”。

　　幼童，始终是他的牵挂。对于在上海的流浪儿童，“一念及此，殊深悲悯，是以设局收养”。1875年，唐廷枢倡议开设抚养局，收留流浪儿童、游手好闲青年。在收养局设立一所公益学校，教所收难童读书学习，并制定专门章程。没有亲属认领的，“即留义塾读书，十六岁后，量才授业”。贫困家庭子弟也可以送来公益学校读书。对于品学兼优者，每半个月给予一次奖励。收留游手好闲青年，安排适当活计赚取酬劳，攒够回家路费以后，劝返回家乡。唐廷枢在尽自己所能来救助这些无辜幼童，避免他们沦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即使偶遇困难流落他乡的读书人或商人，他也要给一些路费，以解燃眉之急。心怀天下，悲悯苍生，在唐廷枢身上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在自己所开办的企业，唐廷枢不仅给予童工格外关照，而且规定童工在工余时间必须入学读书。在《开平矿务局局规》中规定，所有童工“除作工时刻之外，即入学堂读书”，同时还免费提供生活学习用品用具，“其幼童被帐、衣帽与及学堂医所所需各物，均由杂务处办理”。不仅如此，在《局内司事专条》中还规定，幼童长大以后，由督办或总办重新安排工作。仁者爱人，由己及人，他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些童工的命运，让他们过上体面生活。

　　1892年10月7日，唐廷枢因积劳成疾在天津去世。临终前他对继任者张翼嘱托说：“我虽经营数十年，家无长物，后裔年幼无能，一切尚祈照拂。” 他一生致力于创办实业，去世后竟然没有留下多少家产，甚至“无储蓄以遗子孙”，一些葬礼花销也是由友人资助的。李鸿章知道他清贫无积蓄，亲自前来吊唁并题主，提前告知家属“不必设宴款待，礼毕即回行辕”。在灵柩启运回乡时，所通过的道路两旁商铺皆闭市致哀，陪送者近千人，同时有外国官商50多人为其扶柩送葬，直到招商局轮船上。在那个时代，作为一位实业家，能够得到中西各方人士这样高规格尊重，十分罕见。

　　唐廷枢是当时《申报》《北华捷报》《万国公报》等报纸争相报道的热门人物。《申报》是近代影响最大的报纸，从1872年4月创刊，1949年5月停刊，共经营77年，对唐廷枢持续报道达75年之久，足见他对一个时代的影响力和所作的贡献。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唐廷枢不仅为后世留下物质财富，同时也留下了精神财富。郑观应得到唐廷枢的关照和影响最大，其所著的震惊朝野的《盛世危言》中很多思想观点，就源自唐廷枢。他对唐廷枢的评价最中肯：“盖此公一生精力尽销磨于商务、洋务之中，数十年来备尝艰苦，凡事不因仇怨，顾全大局，力图整顿，洵为吾粤中办洋务之特出者。”时光易逝，精神永存。唐廷枢精神，既是那个时代最需要的精神，也是当今时代仍需要弘扬的精神。现在，中国中车庆祝创业140周年的火炬正在祖国大江南北传递，它传递的也正是这种精神——自强不息，敢为人先。(作者：开滦集团党委 张雨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