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至下从右往左，数千年来汉字为什么这样读

左图为良渚黑陶贯耳壶；右图为龙虬刻文陶片。

汉字最初的行款应该是自由的，字序、行序并没有明确的规则。目前出土的大量疑似文字的行款方式，如江苏吴县澄湖良渚古井出土的黑陶贯耳壶，腹部的4个字呈横斜状排列；而江苏高邮龙虬发现的刻文陶片，可以分为两组，4个字的那组应是竖排。

不过，这种自由式的行款在面临字数增多，或是有其他更高功能需求的记录时，不足就非常明显，新型的行款必然出现。

字序为什么从上至下

对新行款真正起关键作用的，应是新需求。根据早期汉字的应用情况，我们不难猜测，它就是甲骨文占卜、竹简记录等活动。所以，能对行款样式起主要作用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甲骨和竹简本身，二是活动性质的影响。

第一个方面的甲骨常被略去，因为甲骨本身对字序、行序没有多少约束；而竹简常受关注，学者们常从持简习惯、书写习惯等方面入手，认定竹简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然而，对于自上而下的字序，尤其是单简书写时，无论是“方便说”，或是“持简习惯说”，都略显牵强。

“方便说”认为，汉字字形便于竖写，所用的竹简宜于竖写，这是汉字书写的决定性条件。但事实上，尚没有真正讲究书写顺序的初期汉字，是无所谓竖写横写的，这时候的书写是为字形服务，而非字形为书写服务。而就竹简而言，客观上也没有明确的适宜横写或竖写，同样构不成竖写字序的决定性因素。

“持简习惯说”认为，古人应是席地而坐，左手持简，置于胸前，右手执笔而书，正是持简的习惯性动作决定了字序的下行。这个说法的前提条件是古人必须有竖向持简的习惯，而这其实是很难确定的。正如北京大学教授李零所说：“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不是别的，就是‘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比如，甲骨是种不易写也不易刻的“不方便”材料，却被选为早期一个重要的书写载体，可见古人有时候对书写的目的更为重视，方便性反而是其次的。

这样，就剩下第二点，即活动本身。毫无疑问，甲骨占卜活动占据了绝对的“话语权”，它具有两个先天优势。

首先，地位优势。“生民之初，必方士为政”，当时以卜问吉凶、占福祸、决犹豫、定嫌疑，无论政治还是生活，占卜可以用来指导一切活动，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其次，亲缘优势。很多学者认为，汉字的诞生与巫及其活动有密切关联。那么，汉字应用相关规则的制定，很大程度上会遵循巫相关活动的需求，而甲骨占卜是先民最重要的巫术活动之一。

如此种种，我们不难发现甲骨占卜活动在行款基本样式确立中的关键性作用。

从目前出土的甲骨文内容来看，它绝大部分是占卜的结果，即神意由甲骨兆相表达出来的文字呈现，是一种来自神灵的从天而降的“天垂象”式的昭示。行款自上而下的字序，从形式上正好吻合这个特点。

对于这种“天垂象”式的自上而下，我们还可以找到几个辅证：

其一，骨板上多个段落阅读次序的设定。一个完整骨板上，如有若干段卜辞，那么这些段落的阅读是自下而上的，就是从下一段开始，按照次序逐段上读。这正好切合处于下方的占卜者先问问题，然后逐步往上，高居在上的神灵给予昭示的过程，也与占卜活动的性质相契合。

其二，古代天地上下贯通观念的写照。如良渚文化中祭祀所用的琮，它外方内圆，竖立时就把方圆串起来，也就是贯通地和天。古代类似这种样式的祭祀用品，在其他地方也出现过，如广东东南端的海丰县，曾发现与良渚文化相似的玉琮。可见，天地贯通应是先民们精神世界里的一种共同观念，汉字行款自上而下的字序设定，不也正是这种天地上下贯通观念的直观反应吗？

其三，对应“上达”“下传”方式。古代常用火烟作为祭祀“上达”的媒介，它是自下而上；那么表示“下传”内容的神昭示文字，自然就是自上而下了。

行序为什么从右往左

甲骨占卜活动的性质决定了行款自上而下的字序，行序呢？

从甲骨材料出发，它通常可以分为几个对称区域，为此我们常看到为对称之美而设定的“下行而左”和“下行而右”两种方式，也就是说，行序是自由的，可见后来行款常单一地以“下行而左”，即行序“从右至左”为主，决定性因素不在甲骨。

那是不是竹简呢？目前我们尚未见到与甲骨文同时期的竹简实物出土，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讨论竹简在行款基本样式确立中所起的作用。

知名汉学家吉德炜曾提出“贞人备忘笔记”的说法，认为商代贞人有用于备忘的笔记，记录当时的占卜事项，等占卜应验后，根据记录再契刻甲骨。如果确实存在这种“笔记”，那么采用的书写工具可能有甲骨、竹简或帛书。而根据占卜活动的频繁和竹简的相对易写易得，竹简应是最常用的工具。

作为辅助的竹简，将自上而下的字序固定化，而行序相对灵活。随着时间的推移，字序的恒定带来持简方式的固定化，最终促使竹简开发出最适用自身情况的行序。当然，如果吉德炜所猜测的“笔记”并不存在，根据甲骨占卜活动所具备的天然优势，处于“劣势”的竹简应该是这样的状态——虽然不具备决定字序的机会，但还是拥有决定行序的“权力”。

对于竹简，无论是先写后编成册，或是先编成册再书写，从右至左都是比较方便的，对此，不少学者已有丰富的论证，下面简单列举其中代表性的一二。

对于先写后编成册的情况，钱存训先生《书于竹帛》中提到：左手持简、右手书写，便于写好的简策按顺序置于右侧，由远而近，形成从右到左的习惯。劳榦先生在此书《后序》中进一步详解：左手书写，所有空简放左边，写好依据顺序放右边，形成自右向左的顺序，最后装订就据此而来。

对于先编后写的情况，王凤阳先生认为：“原因之一是习惯势力的作用；原因之二还是书写上的方便。”“从右边写起可以边写边把卷着的简摊开，非常自然。如果从左边写起，腕下垫起大卷的竹简，写起来十分碍事，将编简摊开，移动起来也十分麻烦。”

据此，我们发现从右至左的行序应是来自竹简书写的作用。

通过甲骨占卜活动和竹简的配合，甲骨文和竹简都形成了各自的行款定式：甲骨行款——卜辞类字序自上而下，行序从右至左或从左至右，非卜辞类字序一样，行序除了虎骨刻辞外，基本采用从右至左；竹简行款——字序自上而下，行序从右至左。

在此过程中，字形“不得不”作出一些配合性的调整，同时也获得了一些新的发展方向：配合性调整，如“马”“虎”等宽度较大的字形，为“自上而下”的统一需求，纷纷变得竖立起来，“典”“箕”等左右太宽的字形，把构件两个“手”下移；新的发展方向，如更关注篇章里上下字之间的关系，而相对忽略左右字之间的关系，这成为后来确定字形书写顺序的主要出发点，影响深远。

不过，汉字行款基本样式的真正确立，应是在周代。周代在继承商代的行款中，如同有意弱化乃至抛弃了甲骨占卜的方式一样，“商亡以后，骨卜之俗顿衰”，而单纯延续了竹简行款样式，统一使用字序自上而下、行序从右至左的行款，极少有例外。自此，被沿用数千年的汉字行款基本样式得以完全确立。与汉字相关的其他内容，可以参阅笔者的著作《汉字字形学新论》。

（作者李海平系湖北美术学院副教授）